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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dello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试细想一下:如果法国国王遵守我在上面所说的规则,牢牢地维系着他所有的朋友并且给以保护的话,那么,他要保持自己在意大利的威望又有什么困难呢!因为他们虽然为数众多,可是既弱小又胆怯,有的害怕教廷,有的害怕威尼斯人[22],因此他们总是不得不紧跟法国国王,从而他只要借助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稳如泰山对抗那些仍然是强大的势力。可是他一进入米兰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反而援助教皇亚历山大占据罗马尼阿[23],他永远没有想到,由于此项决策使他失去了朋友和那些原来投靠他保护的人们,他削弱了自己的势力;而另一方面,教廷由于宗教权力本身就获得很大的权威,现在法国国王又给他增加了巨大的世俗权力,于是势力大增。法国国王犯了头一个错误之后,不得不继续错下去,直到最后为了抑制亚历山大的野心,以及为了阻止他成为托斯卡纳的统治者,他甚至不得不亲自跑到意大利去[24]。他使教廷的势力大增并且失去了一些朋友却好象还不够似的,他一心垂涎那波利王国,便同西班牙国王分割这个王国[25]。他原先是意大利的主宰,可是现在他带来一个伙伴,于是那个地方的野心家和心怀不满的人们在那里有申诉的地方了。而且他本来可以让一个向他纳贡的人[26]留在那个王国为王,可是他却把他撵走,而带来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把自己赶走的人。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不过,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不是依靠幸运或能力而得的成就归功于幸运或者才能。新葡新京32450由于上述原因,结果马尔科、佩尔蒂纳切和亚历山大这些全是温和谦让的人、正义的热爱者、残暴的敌人、既人道又善良的人却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唯独马尔科例外。

新葡新京32450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因此我断言,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再说,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更为有利了。[2]阿加托克雷(Agatocle,公元前361—289),西西里人,锡拉库萨(Siracusa)的暴君(公元前316—304),后成为希腊西西里国王(公元前304—289),支配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公元前310年出征非洲获胜;后回归西西里,完成其专制的统治(公元前305年);以后入侵意大利本土和科尔西拉(Corcyra,公元前300—295)。

[4]尔西尼(Orsine)家族,在十三世纪在罗马兴起,投身于军职,很多人任雇佣军的首领,受雇于切萨雷·博尔贾。[23]教皇亚历山大,原名罗德里戈·博尔贾(RodrigoBorgia,1431—1503),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sandroⅥ,在位:1492—1503),使教皇政权日益世俗化;他还通过其私生子切萨雷·博尔贾(即著名的瓦伦蒂诺公爵)以教廷保护人的资格,把意大利的罗马尼阿(Romagna)置于教廷的直接统治之下。但事实上,瓦伦蒂诺公爵企图将它变为自己的国家。[28]路易十二世取得教皇亚历山大的认可,同其妻焦万娜(路易十一世之女、查理八世的姊妹)离婚,以便于1499年同查理八世的遗孀(布列塔尼的安妮皇后)结婚,从而取得布列塔尼亚公国的统治权,并由教皇同意罗阿诺(Roano,1460—1510),即“国王顾问”乔治·达布瓦斯(Giorgid'Amboise)由鲁恩总主教升任枢机主教。另一方面,路易十二世则支持教皇对罗马尼阿的攻取。新葡新京32450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召唤,为了驱逐罗马人进入希腊,他派遣使节们到罗马人的朋友——阿凯亚人那里,鼓励他们保持中立。而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为他们拿起武器。这件事情就提到阿凯亚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对此罗马的使者回答说:“这些人所说的要你们不介入战争,这同你们的利益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没有友谊,没有尊重,你们将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6]

[21]此处所称苏丹统治的王国指埃及王国。它完全在著名的骑兵队(mammalu-cehi)控制之下。[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8]保罗·维泰利(PaoloVitelli),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变得柔弱和软化;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

[14]阿尔贝里戈·达·科尼奥(AlberigodaConio)即阿尔贝里戈·达·巴尔比亚诺(AlberigodaBarbiano,1344—1409),罗马尼阿的库尼奥的伯爵(contediCunio),是纯粹意大利式雇佣军连队的创始人。曾组成著名的“圣乔治兵团”,并任该团首领。[17]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SanPieroadVincula),枢机主教,即朱利阿诺·德拉·罗韦雷,按习惯以其任职的教会堂区的名字命名;1503年当选教皇后,称朱利奥二世,参见前第2章注及本章前注。马西米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物。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军队由于亚历山大皇帝优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烦,于是把亚历山大皇帝杀死而选举马西米诺为帝。可是马西米诺却不能长时期地保持帝位,这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使他为人所恨,为人所轻。第一件是出身卑贱:他曾经在特拉恰(Tracia)牧羊(此事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体面的);另一件是,他在继承统治权的时候,并不立即去罗马占有帝位,却叫他的行政官,在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干了许多极残酷的事情,从而使自己落得了一个非常残酷之名。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

[14]阿尔贝里戈·达·科尼奥(AlberigodaConio)即阿尔贝里戈·达·巴尔比亚诺(AlberigodaBarbiano,1344—1409),罗马尼阿的库尼奥的伯爵(contediCunio),是纯粹意大利式雇佣军连队的创始人。曾组成著名的“圣乔治兵团”,并任该团首领。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新葡新京32450在本书开头提出要论述的这些君主国的特性,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并且多多少少已经考虑了这些君主国盛衰的原因,还指出了许多人努力夺取并保持这些国家曾经采取的方法。现在尚待我概括地讨论一下在这些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可能使用的进攻与防守之道。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君主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地招致灭亡。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现在我不讨论法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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